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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不斷向生活學習——訪作家劉慶邦
時間: 2016/1/15   來源: 中國作家網  作者: 王 覓
在劉慶邦的寫作中,一半是煤礦題材,一半是鄉土題材。比如他今年推出的長篇小說《黃泥地》,有評論家稱其“是用光禿禿的筆在黃泥地上辛勤雕刻”。雖然時代不斷改變,可他對現實主義創作的那份執著卻從未更改。
 
在劉慶邦的寫作中,一半是煤礦題材,一半是鄉土題材。比如他今年推出的長篇小說《黃泥地》,有評論家稱其“是用光禿禿的筆在黃泥地上辛勤雕刻”。雖然時代不斷改變,可他對現實主義創作的那份執著卻從未更改。
  記  者:您多年來堅持現實主義寫作。這麼多年過去了,您認為自己的作品中有哪些變與不變的東西?
  劉慶邦:可能因為我生性比較固執,做事“一根筋”,不夠靈活。我認為人隻有一生,我這一生在創作上無需更多的主義,能把現實主義的路子走到底就 算不錯。我對現實主義創作的理解比較寬闊。隻要不是寫人的前世,也不是寫人的來世,隻要寫了人的今生今世,就是現實主義。前世和來世,都是源於一種想象。 不管往前想象,還是往後想象,想象的基礎還是今生。我的想象離不開腳下的土地,離不開我的經曆。加上我的小說本來就是寫實的、及物的,是嚴格按照日常生活 邏輯推動的,怎麼能脫離現實生活和自己的人生經驗呢!
  風在變,雲在變,社會千變萬化,但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是人類永恒的審美對象,比如太陽和月亮。陽光給人光明,給人能量。月光給人慰藉,讓人 遐想。世界就是這樣,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文學創作主要是表達情感的,情感之美是核心之美。寫作手法可以變,表現形式可以變,載體可以變,但情感作為 文學作品的根本支撐,這一點不會改變。衡量一篇作品優劣的標準,還是要看作品裏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誠、飽滿、讓人感動。
  創新當然好,創新的呼聲也很高,幾乎成了一種強製性的標準。然而情感不分新舊,好作品裏動人的情感力量會讓我們常讀常新。文學從來不是集體的事 業,是心靈化的個體勞動。文學不是時代的閃光,是個體心靈的閃光。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卻不是時尚的產物。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記  者:煤礦和鄉土幾乎構成了您寫作的全部內容。您曾說:“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現實。”對此應如何理解?
  劉慶邦:我寫農村生活和礦區生活的小說比較多,原因很簡單,我熟悉農民生活和礦工生活,或者說我曾經是一個農民,也曾經是一個礦工。1967年 初中畢業後,我就回村當農民去了。我不想當農民,也不是一個好農民,但那幾年,命運的泥巴吸住了我的腿,我怎麼掙紮都無濟於事。我在烈日下鋤地,割麥,打 場。我淋著連綿的春雨,到地裏栽紅薯。在大雪飄飄的冬季,我拉著架子車往地裏運肥。我還脫過坯,打過牆,挖過河,垛過麥秸垛。莊稼活兒我差不多都幹過,說 起來都不離譜。煤礦的生活也是一樣。1970年,我被招到煤礦當上了一名礦工,前後在礦區生活了9個年頭。我在井下掘過巷道,采過煤,還當過運料工,開過 刮板運輸機。不管是農村生活,還是煤礦生活,對我來說都不是他者的生活,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曆的生活。這些生活在我記憶的血管裏流淌,隻要拿起筆來,我腦子 裏活躍的就是鄉村父老和礦工兄弟的形象。
  我比較關注社會轉型期農民工的生存狀態,也寫過一些農民在城裏的遭遇,比如長篇小說《紅煤》、中篇小說《到城裏去》等。我還關注農民變成礦工的 問題,它集中體現了農民進城打工和城鎮人口不斷增加的現實。我之所以強調煤礦的現實就是中國深刻的現實,是不想被行業所限,隻是把煤礦作為人物活動的背景 和舞台,以表現廣闊的社會現實。我還願意把我所寫的一係列煤礦題材小說看成是“在深處的小說”,不隻是在地層深處,更是在人的心靈深處。我用掘進巷道的辦 法,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靈深處掘進。文學畢竟是從內心世界開始,向外部世界輻射,從認識個人開始,認識整個世界。個人的命運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 命運集中體現在個人身上。如果要給自己的寫作找一個目標的話,那就是懷抱人道主義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誠的態度寫人,寫人的豐富情感,直抵複雜的人 性深處,建設屬於自己的心靈世界。
  記  者:您曾有過多年的礦區生活經曆,每天都需要深入礦井,之後又從事過煤炭地質係統的宣傳報道等工作。這些經曆對您的文學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劉慶邦:在礦區生活時,我最向往的職業是能當一名記者。調到煤炭部當上記者之後,我熱情很高,一有時間就積極到全國各地的煤礦采訪。如果說我的 礦區生活是一個點,當上記者之後,生活的麵積大幅度擴大,由點變成了麵。全國各地的煤礦,除了西藏的煤礦,大部分煤礦我都去過。當了20多年記者,對文學 創作很有好處。一是打開了眼界,拓寬了胸懷。人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眼界到哪裏,境界才能擴展到哪裏。二是立足點發生了變化。當記者使我站到了一個 比較高的立足點上,不知不覺就要麵對全國的讀者,和全國的讀者對話,甚至和世界的讀者對話。三是在采訪中得到了不少小說寫作的素材。一篇新聞稿子寫完了, 覺得自己想表達的感情沒有很好表達,想寫的細節不能充分展開,有一些想法也不便在新聞裏說,於是便寫成了小說。
  當記者期間,我曾多次參與報道礦難,情感和心靈受到了強烈衝擊。1996年5月21日平頂山煤業十礦發生了瓦斯爆炸事故,84名礦工在事故中喪 生。事故發生的第二天,我就趕到平頂山采訪。說是采訪,其實我主要是看、是聽,是用我的心去體會。那些工亡礦工家屬都處在極度的悲痛之中,我不忍心向他們 提問什麼。那幾天,我天天跟那些家屬在一起,我的心始終處在震蕩之中。我咬著牙,一再對自己說不要哭,可眼淚還是一次又一次湧流出來。我無力為他們做什 麼,隻能用紀實文學的形式,較為具體、詳盡地把事故給他們造成的痛苦記下來。我要讓全社會的人都知道,一個礦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廣泛的,而不是孤 立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膚淺的;是久遠的,而不是短暫的。這篇作品在全國煤礦係統引起持續性的反響,至今不少煤礦還把它作為對礦工進行安全教育的教材。
  記  者:有人認為,“作家不用深入生活也能寫出好作品”,“作家平日就一直處於生活之中,無需再刻意深入”。您對此怎麼看?
  劉慶邦: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要取暖,就得挖煤;要釀酒,就得種糧食;要持續寫作,就必須不斷向生活學習。這是最基本的常識。就好比夢是對生命 的虛構,沒有生命就沒有夢;樹影是對樹的虛構,沒有樹,虛構就無從談起。人的想象不可能憑空,都離不開生活這個根本的基礎。的確,什麼樣的生活都可以成為 我們的創作素材,但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和經曆有限,你寫少量的東西還可以,短時間寫作還可以,要做到持續寫作,不斷拿出新作品,僅靠自己的生活,寫作資 源就會枯竭,甚至會出現紙上談兵、閉門造車的情況。還有一個審美對象的問題。作家可以自憐、自戀,可以把自己和自己周邊的人作為審美對象,但久而久之,那 樣的東西是不是有些單調呢?胸襟是不是有些狹窄呢?作品的格局會不會有些小呢?分量會不會有些輕呢?文學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關注和表現民眾的疾苦。如果 把自己封閉在小圈子裏,不關注、不了解普通民眾的疾苦,談何表現呢?
  深入生活對我來說是一件自然的事,也是一種紀律。不是別人要我深入生活,而是我自己要深入生活,到農村去,到煤礦去。農村的點比較固定,那就是我的老家。我到煤礦深入生活的點則多一些。這些深入生活的實踐都給了我豐厚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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