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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與義理:再談“親親相隱”之爭
時間: 2016/1/14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 顧佳寧
儒學對於不同思想觀點的開放性,與批評者對於儒學的開放態度實為一體兩麵,善意的批評與理性的討論,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
        儒學對於不同思想觀點的開放性,與批評者對於儒學的開放態度實為一體兩麵,善意的批評與理性的討論,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
  張誌強先生《線性思維、化約主義與高台“說教”——評梁濤等學者對“親親相隱”等相關文本的誤讀》(《學術月刊》2014年第2期)一文,對業師梁濤與筆者合撰的《超越立場,回歸學理——再談“親親相隱”及相關問題》(《學術月刊》 2013年第8期)一文提出諸多質疑與批評。古人言,“有爭氣者勿與辯”,學術討論之意義,在於明辨事理,非為爭強求勝。在此,筆者無意逐一回應張誌強文中的種種指控,而旨在就“學理”與“義理”兩端,重申在“親親相隱”問題上的理解與認識,以期深化相關問題的討論。切磋學理而不爭意氣,這也正是我們參與這一學術論爭的初衷所在。
  “親親相隱”學理之爭 
  “親親相隱”之爭的核心問題,不在於血緣親情本身是否正當,而在於血緣親情與社會道義之間的緊張如何能夠得到較為妥善的處理。因此“親親相隱”之爭從“立場”走向“學理”的關鍵,就在於從單向度地圍繞血緣親情之正當性展開攻辯,轉向對早期儒家究竟主張如何處理親情與道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做出認真細致的分析。
  對此問題的解答,首先當從“直”字的理解入手。正如業師梁濤反複強調的,在《論語》中,“直”既有直率、率真之意,也指公正、正直。前者指情感之真實,後者指向社會道義,二者既有相通之處,亦各有側重。由直率、率直到公正、正直,需經過一個發於情而入於理的提升過程。“直”作為一個德目,即代表了這一由“直情”到“直道”的實踐過程。由此反觀“親親相隱”之“直”字,則隻能在情感的真實、率直之意義上來理解,若釋之為“公正、正直”,無疑意味著在親情麵前放棄了社會道義的職守,這顯然不符合儒家理念。對此問題,業師梁濤與筆者在之前的相關文章中,從文獻、義理諸角度均已給出了翔實細密的論證,茲不贅述。
  然而,對於我們的上述解讀,張誌強卻一概斥之為預先安排解讀順序的“線性思維”,這就不能不令人費解。首先,以“父子相隱”之“直”為“率直”之說並非筆者發明之新說,而早已為馮友蘭等前輩學者所揭示;其次,指出孔子論“直”之不同意涵,以及由“直情”到“直道”的升華,乃是建立在對《論語》文本進行細致分疏、比較之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有著堅實的文本依據。倘若舍此不察,而竟以“線性思維”之類的大帽壓人,這是否是學術討論所應有的理性態度呢?
  張誌強如此固執地一再拒絕對“直”字字義進行細致的學理分疏,其中的深層原因恐怕在於,在其思維當中,親情乃被視作儒家情感論的唯一基礎,至於社會正義的訴求,則被視作一種外在之物,正如其所謂“抽象空洞的理”。由此,張誌強更進而將筆者與業師梁濤一再提示的早期儒家對於社會正義的關懷斥為一種“情、理二分的高台說教”。然而,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呢?難道在儒家那裏,隻有親親之情才是具體真實的,而對社會正義的訴求就一定是“外在”、“抽象”、“空洞”的嗎?顯然並非如此。君不見夫子雲,“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言“仁義內在”。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早期儒家那裏,對於社會正義的訴求,同樣被視為人情之自然、人心所同然,它並不“抽象”,更不“空洞”。“孝悌”固然是為仁之端,但“親親”之愛之所以能夠發展為普遍之仁,需要的不僅是孝悌之情的擴充,更在乎義理之節文、規範與提升。
   “親親相隱”義理之爭
  更進一步看,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我們是否可以認定儒家單純地將親情視作“公德之基”,而無視親情與道義之間可能的緊張與衝突,進而無須強調道義之於親情的調適與規正?正是在此問題上的片麵理解,導致了以往討論中儒家倫理辯護方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捍衛血緣親情之於社會正義的優先性上。相反,業師梁濤與筆者的關注重心,則始終在於探究儒家如何試圖盡可能妥善地處理情、理二者之間的緊張。在前者眼中,血緣親情與社會公德之間可以輕易畫上等號,而在我們看來,親情與道義之間的張力作為一種終極性困境是必須被正視的。片麵強調血緣親情之重要性,非但不能彰顯儒家義理,反而會將儒家倫理從一種兼顧親情與道義的情理主義降格為片麵的親情至上論。
  就對待經典乃至儒家傳統的態度而言,我們認為,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正在於其中蘊含了某種超越時代的永恒價值。然而經典的形成畢竟有其曆史背景,故其中某些論述亦難免有其時代局限性。如《孟子》“封象有庳”之例中“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顯然不能被視作一種為儒家所強調的恒常價值。時至今日,我們盡可承認這是早期孟子思想中的某種不足,而這絲毫無損於孟子之為孟子的價值。相反,倘若必欲曲為之辯,那麼對於同一時代中《荀子》“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論述,以及《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思想,我們又當作何評價?儒家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思想傳統,其發展進程中更是充滿了自身內部不同學派間的張力。正如業師梁濤所言,從完整的儒家道統視野中觀察,孟子有所“失”而荀子有所“偏”。作為研究者,一方麵固然需要在發軔於具體曆史語境中的各派學說之間抱持一種“理解之同情”,此乃為學之基本前提;但另一方麵,作為儒家思想在今日的詮釋者與弘揚者,則務必對經典中之永恒價值與曆史陳跡之區分保持一種審慎態度,對孔孟之“意”與孔孟個別之“言”的區別有所體認,有所自覺。
  儒學需善待批評與反思
  我們原本無意站在“正方”抑或“反方”的立場上加入“親親相隱”問題的論爭。以這樣的語詞為學術觀點劃線,本身就是一種意氣之爭的折射。
  由“親親相隱”展開的儒家倫理之爭始於十多年前。較之當日,儒學在當今中國思想板塊中顯然已經占據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不過對於儒學而言,身處泰來之境,實則更需要一種開放的心態,敢於直麵不同學術觀點的質疑,在多元思想的碰撞中鍛造自身的現代形態。
  當然,儒學對於不同思想觀點的開放性,與批評者對於儒學的開放態度實為一體兩麵,善意的批評與理性的討論,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對於批評者而言,理應充分認識到儒學傳統的複雜性及其現代發展的多重可能性,而不是在一種先入為主的本質主義、化約論立場的驅使下,片麵強調古今之異與中西之別。而對於儒家學者而言,從“反求諸己”的角度看,一旦拒絕批評而唯留獨白,拒絕善意的反思、討論與闡釋,其結果隻能是故步自封而自限格局。今日以研究、弘揚儒學為己任之學人,於此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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