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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的春秋學
時間: 2016/1/14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鄭任釗
顧炎武自稱“五十以後,篤誌經史”(《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顧炎武五十歲那年,也就是1662年,發生了很多事。南明永曆皇帝遇害,鄭成功 病逝,李定國病逝,魯王朱以海病逝,明朝複興幾無可望。
顧炎武自稱“五十以後,篤誌經史”(《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顧炎武五十歲那年,也就是1662年,發生了很多事。南明永曆皇帝遇害,鄭成功 病逝,李定國病逝,魯王朱以海病逝,明朝複興幾無可望。於是,顧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經史研究當中,以求發明大義,明道救世。他一再強調所著《日知錄》是為後 之興王所準備的:“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日知錄》自序)這 與孔子於獲麟之後,自歎“吾道窮矣”,然後“製《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顧炎武此時可謂與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 當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對象。
  由此在群經之中,顧炎武對《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說“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 秋》”(《日知錄》卷七)。顧炎武對《春秋》的重視,也正與其治學宗旨及其對《春秋》的認識緊密有關。顧炎武反對“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讀九經自考文 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提出了由音韻文字而通經的治學路徑,開乾嘉學術之先聲。但顧炎武的學術旨趣實與乾嘉之學有著很大的不 同。他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與人書二十五》),主張“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亭林文集·生員論中》),也就是說,通經致用、 經世濟民才是顧炎武治學的終極目標。顧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此說固是對宋明理學的一種批判,但 同時也表達了視經學為義理之學的觀點。
  《春秋》在顧炎武看來恰恰是一部“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是一部孔子寄寓大 義規範後世的經書。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 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 三》)這裏,顧炎武明確表達了不屑隻為考據、訓詁之學的學術旨趣,更表明了他對《春秋》一經的認識。
  但顧炎武又強調“聖人之經平易正大”,“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錄》卷四),認為《春秋》並無前儒所說的那麼多繁雜的義例,孔子隻是在魯史的基礎上進行刪削,很多時候是直書而義自見。
  顧 炎武對中唐以降的舍傳求經乃至宋、明的各自為傳、改經疑經之風甚為不滿,他批評說:“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 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遊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他提出應當“備三傳、啖、趙諸 家之說以存《春秋》”(《日知錄》卷一),主張會通三傳,不主一家,既批判三傳各守藩籬,又抨擊宋人棄傳注而憑己意。從《日知錄》中顧炎武對三傳及後世諸 家之說的折中去取,就可以很鮮明地看出他這種不主一家的態度。
  顧炎武春秋學的治學方法,即如顧炎武在《左傳杜解補 正》序所說的:“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其著作《日知錄》之《春 秋》卷亦是“有一、二百條”從《左氏》,另有部分從《穀梁》和《公羊》,再有部分則“自為之說”。也就是以《左傳》為立論基礎,再補以《公羊傳》《穀梁 傳》乃至後世諸家之說,最後再申己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自為之說”,顧炎武強調“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亭林文集·答俞右吉書》),並非全憑己意, 也有來自古人的依據,明確將自己的這種方法與宋、明儒者的那種治學之風做了區別。
  顧炎武又說:“《左氏》之解經,於 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日知錄》卷四)顯然其對《左傳》的解經也非常不滿。而反觀其說《公羊傳》和《穀梁傳》雖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但“宏 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評價亦可謂不低。因為《左傳》詳於記事,而顧炎武又欲從“行事”而窺得《春秋》大義,所以必然以《左傳》為立論基礎。而 《左傳》對《春秋》的詮釋是一種史學的路徑,與顧炎武視《春秋》為經學、為義理之學相背,所以又必須以講究《春秋》大義的《公羊傳》和《穀梁傳》以濟其 窮。他的春秋學是要在通訓詁、明史法的基礎上,講清大義。因此,他既宣稱“六經之所傳,訓詁為之祖”,同時也感慨“微言既以絕”,推崇漢代首倡《春秋》大 義的公羊大師董仲舒“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亭林詩集·述古》)。從這樣一個角度,我們就可以很好理解顧炎武對三傳的態度及其春秋學的治學方法了。
  那麼,顧炎武的《春秋》大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他自己曾明確說:“《春秋》之義,尊天王攘夷狄,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錄》卷七)也就是說,尊王攘夷、誅亂臣賊子,就是《春秋》大義中顧炎武最為重視的內容。
  尊 王之義曆來為說《春秋》者所主,顧炎武更是左批公羊家的“王不書‘天’”的貶王說,認為“孰有貶及於天王”;右批《左傳》“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之說 有辱天王之尊,“不知《春秋》之義甚矣”(《日知錄》卷四)。而實際上尊王在顧炎武那裏還有更深層的含義。他說:“《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 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也’。”(《日知錄》卷四)顯然顧炎武的尊王更強調王的正統。
  在 親自參與抗清鬥爭失敗後,顧炎武長期以明遺民自處。因此他借說尊王否認清朝的正統性,其說攘夷也是如此。對於《春秋》的夷夏之義,顧炎武有很多闡述,如 說:“《春秋》之於夷狄,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然後他又聯係後世之事,說“五胡十六國之輩夷之而已,至魏齊周 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於史,金元亦然”(《日知錄》卷四)。所謂“金元亦然”,其潛台詞“清亦然”已經呼之欲出。由此顧炎武春秋學高舉尊王攘夷的現實意 義也就可知了。
  顧炎武更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故夫子……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誌可知矣。”(《日知錄》卷七)如此一來,在顧炎武那裏攘夷則要更重於尊王了。
  顧炎武作有“縞素稱先帝,《春秋》大複仇”(《亭林詩集·感事》)的詩句。在《日知錄》卷四中,他譏刺魯莊公“忘父而與仇通”,駁斥《左傳》在解釋“趙盾弑 其君”時的“越境乃免”說,提出“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強調為君父複仇是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日知錄》卷十三,顧炎武特列“降臣”一條,大力褒 揚忠君而死的王蠋、弘演和孤忠複國的田單為“人臣之鵠”,貶斥降臣“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不齒於人類”。“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仇”,恰恰就是明亡 之時的真實寫照。
  顧炎武還對清朝借為明討賊複仇的名義行取代明朝之實進行了揭露。如其論說夏徵舒弑陳靈公,孔寧、儀 行父引楚師討夏徵舒一事,以孔寧、儀行父是“《春秋》之罪人”,因為楚莊王誅殺夏徵舒後差點就把陳國變成楚國的一個縣。他批評杜預“托楚以報君之仇”之說 “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這難道不是指的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又說“其亦愈於今之已為他人郡縣而猶言報仇者與”,這劍指何方豈不是也非常清楚?
  可見,顧炎武的《春秋》之學絕非埋頭訓詁,也絕非空講義理,他對《春秋》大義的抉擇是與現實緊密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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