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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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閱讀與鑒賞

現在有些媒體往往將文學領域內的新聞放到報紙或者網站上的“娛樂”類欄目中,我個人始終對這種做法保持一種警惕的態度。
一、文學不是娛樂
 
現在有些媒體往往將文學領域內的新聞放到報紙或者網站上的“娛樂”類欄目中,我個人始終對這種做法保持一種警惕的態度。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我認為,文學雖然有著一定的娛樂功能,但它終究是有著思想深度的,作家通過文學創作能夠表達作家對個人、民族乃至整個社會的一種理想。我想,將文學劃歸為單純的娛樂範疇,或者將其歸為其他的藝術門類,使其成為一種附庸,實際上都是對文學的一種貶低,是沒有意識到文學的重大作用的一種表現。
其實,文學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範疇,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毛澤東曾經非常重視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他自己創作了許多豪邁的詩歌作品,還向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推薦過中國古典文學的經典作品,並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作家作品做出過許多重要的批示。
同時,我認為,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是相通的、有關聯的:如音樂中的歌詞創作與文學領域中的詩歌創作就有著緊密聯係;在書法領域,很多書法家筆下的內容多是經典的中國古典詩詞,如果沒有深入理解詩詞的含義,恐怕很難創作出書法精品。影視劇就更不用說了,文學本就是影視劇的母體。現在我們所熟悉的已經走向世界的中國電影,如《紅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無一不是脫胎於文學這一母體。這些著名電影都是經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而這些作品可能就是作者一生的人生閱曆與知識積累而成,導演對這些文學作品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刻的理解,然後再將自己對作品的理解用影視這一藝術門類形象地表現出來。
近些年,中國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現了像《白鹿原》《推拿》這樣深刻的、有著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小說作品。但由這些作品改編而成的影視作品並沒有表現出原著小說中深刻的思想內涵,呈現出了簡單化、概念化甚至娛樂化的傾向。比如,電影《白鹿原》就沒有充分表現出陳忠實對20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深刻觀察與思考,失去了原著小說厚重、深沉的韻味。當然,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有著導演和演員個人對原著理解的因素、影視劇審查的因素等,同時將一部文學巨著的內容壓縮成兩個半小時的電影,勢必會大量刪減原著中的情節,而這也會讓原著中的精髓流失,失去原著小說的深刻性。
 
二、文學創作與作家生活體驗
 
其實,作家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與其自身的生活積累是緊密相關的,作家的生活範圍、生活體驗等,會在其小說中有意無意地顯現出來,並能夠影響甚至決定小說的取材範圍、語言表現乃至思想內涵的傳達。同時,這也需要作家善於觀察日常生活、捕捉靈感、注重生活細節,能夠從平凡甚至瑣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常人沒有注意到的題材,然後再進行加工提煉,將這樣一件或者幾件典型事例,升華到一種哲學、美學的高度,從而給讀者以思考。
一個作家創作的小說與其自身的經曆有著極大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通過閱讀小說來“讀”到作者曾經的生活經曆與體驗。我對此深有體會。就我個人的小說創作來說,我在錦州市文聯工作的時候,創作時就感覺素材越來越少。後來,我主動申請到縣裏去,跟廣大基層的農民、工人、幹部等接觸,便覺收獲很多,擴展了創作思路,充實了自己的素材範圍。在此期間,我創作出了《金色農家》等劇本,播出後受到了一些讚揚,以至於看過我作品的人認為我是一個從農村出來的農民作家。
我們很多朋友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中涉及了建築學、中醫學、食譜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後來的研究者研究指出,這些知識都是有科學依據的。作者曹雪芹同書中的主人公賈寶玉一樣,出生於清朝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後來家族衰敗,曹雪芹本人也經過了由興盛到沒落的心路曆程,認識到了人世的艱辛與封建大家族的腐朽沒落。有人曾經考證並指出,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保姆。有了這樣深刻的人生體驗,曹雪芹才能夠寫出巨著《紅樓夢》。再如《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從小生活在陝西農村,他通過對白鹿原這一個村莊的解剖,達到了對整個中國農村地區的解剖與闡釋。小說中描繪了地主、雇農與普通農民等各個階層的生存境遇與精神狀況,尤其是展現了中國20世紀上半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民心理狀態的變遷。
再舉個例子,撥亂反正之後,在中國文壇上曾活躍著兩個作家群體:右派作家群體和知青作家群體。為什麼這兩個群體最活躍呢?我想,這與其獨特而深刻的生活經曆有關。眾所周知,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兩個群體被“推”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基層,在艱苦、殘酷的農村環境中,他們必須為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而勞動奔波。他們中有的人在農村生活了幾年,甚至幾十年。正是這些艱苦而深刻的人生體驗,為其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極其豐富和寶貴的財富。所以,當他們能夠重新拿起筆來,在進行回憶與反思時,才能創作出那麼多深刻而生動的文學作品。現在,這兩個作家群體中還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激情的作家已經為數不多了。當今中國文壇後繼乏人、文學委頓,雖然有一定數量的年輕人在從事文學創作,但相對來說,“80後”等年輕一代的作家還是顯得太少。特別是在我們遼寧,基本上找不出幾個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力的“80後”年輕作家。我認為,就小說創作而言,如果一個人三十多歲時還沒有一部或者幾部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就已經有點晚了,如曹禺創作戲劇《雷雨》時才23歲。而現在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情況是,沒有多少年輕人願意從事文學創作,其實恐怕也沒有多少年輕人能夠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來,甚至大學中文係培養出來的也多是文學批評家、學問家等,很少能培養出作家。這當然是由多方麵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但是,現在年輕人生活體驗與閱曆的缺乏可以說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由於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新興媒體不斷湧現,許多年輕人特別是在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業餘時間一般都掛在互聯網上,這就直接導致其基本生活經驗積累的嚴重缺乏。我有時竟不無遺憾地發現,有的在城市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和我一起到農村下鄉時,竟然連豬都不認識。
沒有足夠的生活積累,很難想象能夠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局限,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製,我們是不可能去親曆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的。因此,每個成功而優秀的作家都應有獨屬於自己的一塊“自留地”,比如魯迅先生創作的未莊與魯鎮, 雖然他創作的小說並不是很多,且全是中短篇小說,沒有一部長篇小說,但他對中華民族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至今仍顯現出極其深刻的洞察力,對中華民族仍具有非常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三、人物塑造是小說創作的靈魂
 
文學是虛構的藝術,尤其是小說創作,更是作家的“白日夢”。在這“白日夢”的創作中,必須要塑造生動複雜豐富的人物形象。好的小說無一例外,必有鮮活的形象,這些形象甚至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符號。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賈寶玉等,《三國演義》中智慧的諸葛亮、忠義的關羽、莽撞的張飛、奸詐的曹操等,《水滸傳》中的武鬆、宋江、李逵等,《西遊記》中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唐僧等,這些形象早已深入到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內心,成了實實在在的經典民族文化符號。再如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小說與報告文學作品,魯迅作品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白鹿原》中的白嘉軒等,趙瑜的報告文學作品《馬家軍調查》中的“馬家軍”形象,等等,也都是深入人心的。特別是《馬家軍調查》與現在中國文壇上注重歌功頌德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有著較大的差異,展現了中國當代體育史上“馬家軍”的種種內幕,兼具真實性和深刻性。
其實,人物塑造不僅是小說創作的靈魂,也是讀者閱讀、欣賞小說的靈魂。當讀者看完一部小說時,會為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命運而擔憂,為他們的歡樂而高興,為他們的痛苦而悲傷,並且讀完後還時時想著他們、惦念著他們,有時可能會忘記了這些人物的名字,但是會始終記得這些人物形象,這就是小說人物形象的巨大魅力。我個人就對浩然作品中的農村人物形象的印象非常深刻。拋卻作品中因為當時意識形態因素的製約而導致的某些缺憾不談,我覺得,作者實在是太了解當時中國農村的現狀和農民的心理了。等到若幹年後要研究“文革”之前中國農村的曆史,除了翻閱相關的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資料外,浩然的作品也非常值得一讀。
 
四、作家應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和人格
 
好的文學作品是一定要有思想內涵的,在文字之外肯定還有作家的思想蘊藏在其中。如《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主要是在哀歎封建社會的腐朽和沒落;《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在字裏行間處處表現出了對漢朝劉姓正統理念的強調,他十分推崇西蜀劉氏王朝的正義,而譴責北魏曹氏王朝的非正義;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表現出了魯迅對阿Q、祥林嫂等傳統中國農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複雜心理,批判了封建禮教對中國底層農民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戕害,以呼籲中華民族的覺醒。
文學作品所展現的思想也能夠表現出一個作家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當別人都說好的時候,作家要能在其中看到不好的一麵;當大家都在談論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好處時,作家要學會思考這種高速發展的代價。如果一部作品中沒有表現出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隻是歌功頌德,那就是作家媚俗的一種表現。如莫言的作品就有著極強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其作品《透明的紅蘿卜》《生死疲勞》《蛙》等,都在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村政策,得到了政府和民間、專家的普遍認可。
在這裏,我還要說的是一部與《蛙》的主題內蘊相似的作品——著名作家張賢亮的小說《一億六》,這部作品講的也是人口生育問題。在這部作品中,作者講述以前一個健康的正常成年男子,每次性生活中排泄的精液中約有一億六千萬左右的健康精子,但是現在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都市成年男子的精子數下降得非常厲害,而一個從農村來的小夥子的精子量仍能達到一億六,於是他就被當作一個優異的“人種”給保護起來。這部作品因為媚俗與人物形象塑造得不成功等原因,沒能展現出批判精神,並未得到大家的認可,反而招來了普遍的批評。再如張藝謀現在的電影明顯不如其早期拍攝的電影了,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過於注重票房,受到了市場的製約,甚至某些電影還有著明顯的媚俗之嫌,我們再難看到其早期電影中強烈的憂患意識與批判精神了。
沒有思想的文學作品,隻能是供人們娛樂消遣的通俗讀物。比如瓊瑤的作品,初讀時我們可能會覺得很唯美,很浪漫,很新奇,但是讀多了就會很明顯地感到其作品中的模式化傾向,甚至可能會將眾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互混淆。我認為,其作品之所以在20世紀80至90年代在大陸熱銷,是因為此前中國人的情感普遍受到了極大的壓抑,改革開放後人們的情感需要一個宣泄的渠道,而瓊瑤的作品恰恰迎合了人們的這種情感需求。現在可能很少有人再讀瓊瑤的作品了。我曾經在2003年組織一個作家代表團到台灣進行文學交流,在座談會上,有台灣作家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台灣,瓊瑤不算作家。我們遊覽台灣地區的一些書店,發現在書店的布局中,文學作品放在一起,而瓊瑤的作品則放在通俗讀物類中,這是很說明問題的。
 
五、藝術創新是作家一生的追求
 
文學創作中的那個“創”字,要求作家不斷突破和超越自己,進行藝術創新,調整創作手法與取材範圍等。如一位作家經常創作農村題材的作品,突然間又寫出一部工業題材的作品,並且還能寫得很出色,往往會引起讀者和評論界的普遍關注,這表明這位作家在成功地進行著題材的嚐試和藝術創新。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阿Q正傳》等小說的主題基本上都表現出了對傳統封建禮教和落後國民性的批判,但其藝術形式卻在不斷變化,或荒誕,或現實,甚至魔幻,魯迅在不斷進行著創作手法上的創新。
再比如莫言,他說他早就構思好了《生死疲勞》的相關內容與創作思想,但一直沒有想到如何用一個好的角度來表現。直到有一天,他在寺廟裏偶然看到了佛經中有關“六道輪回”的文字,於是,莫言就以佛教中的“輪回”為突破口來進行敘述。而這種魔幻的藝術手法也成為他創作的重要手法。瑞典文學院在授予他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時,在給他的評價中就提到了其魔幻的創作手法。再比如毛澤東一生性格豪邁大氣,其詩詞作品也展現出了磅礴豪邁的特質,但是他也有婉約纏綿的詩詞,如《蝶戀花》就表現了他對逝去的楊開慧的深沉懷念之情。
一個作家創作完一部作品,在發表之前,往往把寫好的作品拿出來讓幾個有一定鑒賞力的、自己信得過的知己、朋友來鑒賞、品評,請大家提意見和建議,尤其是在取材範圍、藝術創作手法等方麵,這樣才能夠避免“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認知局限,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學創作水平。
 
六、作家應長期保持創作激情
 
創作激情對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與寫作環境、寫作時間等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有許多作家在逼仄的環境中能夠創作出許多文學精品,但是當生活環境大大改善之後,卻再也沒法創作出像之前那樣的作品了,這就是作家創作激情消退的結果。寫作時間也是需要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擠出來的,更需要作家有足夠的耐心與毅力將之堅持下去,但是如果一個作家喪失了創作激情,恐怕是很難長期堅持下去的。
有人曾經打過比方,說文學創作就好像宗教,要求作家有一種殉道式的精神和信仰。進行文學創作,首先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相對於其他能夠迅速致富的職業來說,作家的創作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階段,往往很難見到物質收益與回報。因此,許多進行文學創作的人都受不了誘惑而轉行了,有的從政了,有的“下海”經商了,這也無可非議。我個人的認識是,一個人,當他不再為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發愁時,就應該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了,給自己留一點“做夢”的空間。
現在其他的藝術門類如書法、繪畫等,也對文學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威脅”。我認為,現在對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還是影視劇劇本的創作,因為影視劇劇本創作的經濟收益較高,能給創作者帶來較高的經濟回報。因此,許多有一定造詣和成就的作家從文學創作轉到了編劇,而作家離開文學創作的時間越長,對小說的創作就越生疏。我固執地認為,影視劇劇本的創作並不屬於文學創作的範疇。它雖然與文學創作類似,但編劇隻需要提供故事的基本走向與人物對話等要素,其著重點並不是放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甚至故事走向、橋段設置、塑造人物等都要聽命於製片人和導演。對於觀眾來說,影視劇中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往往已經固定化了,如果觀眾自己閱讀原著小說,就能在腦海中構造出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人物形象,能夠體會到閱讀所帶來的巨大樂趣。
由於受物質主義思潮以及社會新媒體的迅速發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現在文學邊緣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已經沒有多少人來關注文學的生存與發展了,比如說現在很少有中國人閱讀紙質書籍了。在這裏,我想說一句,一個不讀書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多大希望的民族。而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是能夠給人帶來深刻的思想啟迪,能夠給人以“美夢”的感覺的。因此,在大眾文化語境下,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保持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及其審美特質,需要包括作家、文化出版和傳播機構在內的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多給予作家與文學一點獨立的空間,提高作家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促進全社會“文學夢”的回歸。
[責任編輯    鄒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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