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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質僧帽壺的發展流變
時間: 2016/1/9   來源: 藝術市場  作者: 王慧
由 於元明清三代對藏管理政策的需要,促成了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廣泛傳播,這也使得漢藏文化交流頻繁。工藝美術作為內地與藏區交流的主要載體之一,為迎合受到藏 傳佛教影響的統治者及藏區上層人士的審美趣味,創作了大量具有藏傳佛教意味的工藝品,以滿足兩地民族交流的需求。
 
編者按:由 於元明清三代對藏管理政策的需要,促成了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廣泛傳播,這也使得漢藏文化交流頻繁。工藝美術作為內地與藏區交流的主要載體之一,為迎合受到藏 傳佛教影響的統治者及藏區上層人士的審美趣味,創作了大量具有藏傳佛教意味的工藝品,以滿足兩地民族交流的需求。瓷器作為內地對藏區輸出工藝品的重要組成 部分,其發展變化也是內地與藏區相互影響的直接反映。這種影響不僅豐富了漢地瓷器裝飾紋樣,還影響著其型製的創新。而本文所介紹的關於僧帽壺的發展演變則 是這一過程的生動體現,它見證了這一時期此類宗教器具世俗化的過程及漢地瓷器工藝的發展,也集中反映了漢、藏兩地文化的共生與互榮。 
    佛教自傳入中國漢地以來,便與中國古代藝術乃至古代社會生活難分難解,這體現在繪畫、建築、雕塑、工藝及人們的宗教信仰、審美趣味等各個方麵。早在公元7至9世紀時期,唐朝已與以藏族為主體的吐蕃王朝建立交往關係,並通過和親、互市等途徑輸出及輸入了大量的工藝美術作品,但這一時期兩地間的文化交融更多的表現為漢地對藏區的影響,而藏傳佛教及藏區文化對內地的影響較弱,在工藝中主要體現為對絲綢、金屬工藝的影響。直至13世 紀,西藏歸元代中央管轄以後,藏傳佛教開始傳入內地,由於統治者的推崇及民族管理、民族交往的需要,藏傳佛教興極一時,對漢地的影響也更為廣泛、深刻,這 在工藝美術中體現的也頗為明顯,除了絲綢、金屬工藝,在瓷器中也可見一斑。元及元以後的明清瓷器出現了不少仿佛教器物、藏民生活器具的瓷製品及具有藏傳佛 教意味的裝飾圖案,且隨著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這些器物及裝飾紋樣的宗教意味不斷弱化,成為漢地世俗化的日常用具和吉祥紋樣,如八僧帽壺、多穆壺、吉祥 紋、七珍紋等。
    僧帽壺,傳其為仿噶瑪噶舉派的黑帽而作,因其形似僧侶的法冠而得名,是西藏地區向佛敬酒時斟酒用的一種銀酒壺,藏語稱之為“繆甘伊”。目前所見最早的金屬質僧帽壺為西夏陵博物館收藏的銅僧帽壺,這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藏式金屬器皿(該博物館將其年代定為西夏至元)。
元:瓷質僧帽壺誕生
作為元代瓷器中的創新器型,瓷質僧帽壺很可能是工匠在對藏區金屬質僧帽壺借鑒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其形狀多為僧帽狀壺口、鴨嘴形流、鼓腹、圈足、尖流、扁曲柄、柄上帖如意雲片飾、蓋帶珠狀蓋紐且臥於僧帽形口沿內,壺高多在20厘米左右,足徑、口徑、流長、僧帽高度的比例及壺身裝飾因時代審美趣味各異而不同(圖一)。
瓷質僧帽壺最早見於元代。這與民族交往及瓷器工藝技術密切相關。早在蒙古汗國時期,統治者認識到藏傳佛教對藏區地位及對完成其對甘青藏區大一統的重要性,便爭取和禮遇佛教僧人,在藏傳佛教的影響下,西藏於1247年歸順蒙古汗國,結束了西藏各派互不統屬、各自為政的局麵。1207年, 忽必烈又升八思巴為“帝師”,並賞賜大量珍寶,藏傳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因此,絲綢、瓷器、金銀器作為重要的賞賜物品被大量的輸往藏區,內地與藏區的通過 賞賜朝貢、民間貿易的方式頻繁交往,據記載“授以帝師玉印,供金縷珍珠袈裟、珍寶所綴衣、寶冠、寶傘、金椅等多種精工巧製物品。此外,賞賜升金、升銀、馬 匹、駱駝、茶葉等,一切珍玩,莫不優賜有加”。這種交流極大的促進了內地工藝品中佛教元素的豐富與發展,僧帽壺、多穆壺、塔式蓋扭這類極具藏傳佛教色彩的新器型及新紋樣在元代順應而生。
目前所見最早的僧帽壺為1965年 於北京海澱區出土的元代青白釉僧帽壺(圖二),腹部高度與流長相當,各部分比例適中,整體造型敦實飽滿,古拙樸素,是藏傳佛教傳入漢地之後與漢地工藝相結 合的典型。其中,這件僧帽壺的珠狀蓋紐也是在藏式器物造型的影響下出現的新樣式。在藏傳佛教中,寶珠被視為聖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元代青白瓷特有的串 珠紋裝飾也是由此發展而來。此外,元代還出現了不少受到藏傳佛教影響的紋飾,如寶杵紋、八吉祥紋、變形蓮瓣紋、鸚鵡紋、梵文、八思巴文等,這些紋樣常與龍 紋、鳳紋、纏枝紋、卷草紋,牡丹紋、四神紋等漢地紋樣相結合裝飾於器物上,但目前尚未發現飾有這類紋樣的元代僧帽壺。
明:品類與紋飾呈多樣
明代的製瓷工藝在元基礎上有所創新,不僅瓷器形製增多,且品種豐富,這一時期的鮮紅釉、甜白瓷和青花瓷成為明清瓷器的典型。隨著明代各民族交往的加深,具有 藏傳佛教特點的瓷器也繼續得到生產,並在宮廷及民間得到更為廣泛的使用,瓷器的形製與紋樣也有了新的發展。除了元代已出現的青白釉僧帽壺外,還出現了青 花、紅釉、寶石藍釉、景泰藍、紫砂僧帽壺。明永樂時期瓷器的造型較之元代顯得俊秀優美、儀態萬方,瓷器的裝飾手法增多,劃、刻、印、錐為其常用手法。西藏 博物館現存的一件明永樂時期的白釉錐花僧帽壺,以精細的線條錐刻蓮花於胎體,與元代相比,其器身略小,流變長、變細,壺口由元代的三瓣大弧線形僧帽邊沿變 為三階梯式僧帽邊沿,腹足部在元代的基礎上稍有收縮,顯得更為清秀、靈巧。另外還見有香港徐氏藝術館藏的明永樂甜白釉僧帽壺、景德鎮出土的永樂時期禦窯的 白釉僧帽壺、紅釉僧帽壺(圖三),造型與永樂白釉錐花僧帽壺相似,其中紅釉僧帽壺通體施紅釉,內壁、外底施白釉,製作精細,盡管壺身縮釉嚴重,色澤依然鮮 亮。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宣德時期的寶石藍釉僧帽壺(圖四)、紅釉僧帽壺(圖五)。此紅釉僧帽壺外底書楷體“大明宣德年製”,與永樂時期的相比,造型相 仿,高度所差無幾,最大的區別在於壺勁與壺腹的比例上,宣德時期的這件紅釉僧帽壺明顯拉長了壺頸所占的比例,頸部較永樂時期開闊,壺腹更為精致飽滿,整體 更為協調,比元代的清秀多了幾分厚重,顯示了宣德時期瓷器形製精巧、典雅的特點,造型最完美。又因紅釉技術難度大,不易燒造,雖自宋代已有燒造,但技術尚 不完備,至明永樂、宣德時期,景德鎮紅釉燒造技術已經成熟,燒造的瓷器色澤鮮豔,使得宣德紅釉成為陶瓷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因此,宣德時期的紅釉僧帽壺最 為珍貴。
還應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由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裝飾紋樣明顯增多,纏枝寶相花、纏枝蓮八寶、藏人歌舞紋、藏文、梵文等也流行於在明代曆朝瓷器裝飾中,其相互 間或與漢地裝飾元素間的組合形式也比元代豐富、活潑。此外,成化官窯中屢見西番蓮、優缽羅花、五供養等裝飾紋樣,正德時期還出現了藏文、梵文、八思巴紋書 寫的年款,嘉靖時期出現的“轉枝蓮托百壽字”,萬曆時期出現的的“波羅密多心經”、真言字、開光盆景都說明了藏傳佛教影響的不斷深入。這種藏傳佛教裝飾紋 樣的流行,在明代出現的青花僧帽壺中也可窺見。雖然元代已燒造青花瓷器,卻並未有元代青花僧帽壺的存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宣德青花的極盛。明代的青 花僧帽壺壺身常飾以八吉祥、纏枝紋、番蓮紋、梵文、藏文等與內地如龍紋、牡丹紋、如意雲頭紋等這類吉祥紋飾相結合的紋飾,且青花裝飾一改元代的繁縟變得疏 朗秀麗,如西藏文管會收藏的明宣德時期的青花蓮托八吉祥紋僧帽壺(圖六),纏枝蓮托八寶繪於壺勁身,流、僧帽狀壺口內外、帶珠紐蓋、曲狀柄皆繪纏枝蓮,肩 部繪六片如意雲頭紋,雲頭內有折枝蓮,壺腹飾一周藏文譯為“白晝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晝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腹足環繞變形蓮瓣,蓮瓣 內繪纏枝蓮,紋飾生動、流暢,粗細兼有,較為疏朗。據有關學者考證,這與同時期的官窯青花高足碗及西藏薩迦寺、景德鎮禦窯廠遺址先後發現的五彩荷蓮鴛鴦紋 碗與盤的藏文完全吻合,應為同時期燒造的同一批成套器皿,是專為宣德二年遣太侯顯齎敕西藏諸法王舉行法會的宗教用器。台北故宮博物院也藏一件明代青花僧帽 壺,為明宣德官窯青花雙龍藏文僧帽壺(圖七),其與青花蓮托八吉祥紋僧帽壺有相似之處,壺身裝飾形式與其相仿,壺頸繪穿花雙龍紋、纏枝靈芝紋,清新雅致。 這種穿花紋飾可上溯至洪武或永樂時期,也常見於軍持、高足碗等瓷器,但穿花龍紋在僧帽壺中的應用尚屬首現。
另外,前所見還有藏於西藏博物館的景泰藍僧帽壺,其腹部、勁部、壺口皆有所收,成修長形,壺身飾有番蓮紋,壺腹的上下部都繪有蓮瓣紋,圖案繁密有序,製作精 細。景泰藍出現於明代,作為明代特殊工藝多為宮廷禦用,直至清代後期才出現在民間市場上,這件明代景泰藍僧帽壺應該是作為朝廷賞賜進入西藏的,充分體現了 藏傳佛教對明朝政府民族統治的重要性及明代工藝製作與漢藏交流的關係。
清:漢藏文化深入交融
清代,對藏實行政教合一製度,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推崇較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還在宮廷內設佛堂及專門管理宮廷佛事的機構,賦予喇嘛及寺院各種特權,授予達 賴喇嘛掌理西藏政、教的權力,並建立噶廈政府,執行達賴喇嘛旨意。因此,藏區工藝品也通過覲見貢禮的方式大量輸入內地,如清代格魯派領袖三次覲見清朝皇 帝,帶來大量藏區供品,多為宗教法器、供器,藏區上層人物也以各種方式貢給清朝統治者物品。其中清廷製造的大量供賞賜的藏傳佛教工藝品包括藏傳佛教法器、 供器及日常生活用具,品種比元、明兩代更豐富、精美華貴,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清代銅鍍金填琺琅嵌白玉八吉祥、故宮梵華樓內清乾隆時期的的掐絲琺琅佛塔 等。其中也出現了不少瓷器製品,這些瓷器不僅用於賞賜,而且宮廷生活中也用這類瓷器,如《雍正帝後妃圖》(圖八)所呈現的雍正皇帝妃嬪所居宮內的多寶格上 就陳設有僧帽壺。這類具有藏傳佛教意味的器物品種比元、明兩代更豐富,精美華貴,無論在紋樣裝飾上還是在型製上都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如康熙時期生產 的八吉祥壺,乾隆時期出現的瓷質八吉祥、七珍、法論、五供、五供養、佛塔、佛像等,還有清代出現的瓷質嘎布拉碗、嘎布拉瓶等。清代的藏傳佛教影響下的裝飾 紋樣,如八吉祥紋、雜寶紋等經過長期與漢地紋樣的結合,其宗教色彩進一步弱化,成為大眾喜愛的世俗吉祥紋樣,還出現了纏枝蓮梵文、洋蓮寶相花等變體佛教紋 樣,這些紋樣不僅被用於僧帽壺這類藏傳佛教器物,還廣泛用於日用瓷器及外銷瓷器中,且漢地常用吉祥紋樣也被裝飾於這類宗教器物上。僧帽壺則出現了粉彩、琺 琅彩、古銅彩等新材質,其裝飾紋樣不僅出現了纏枝蓮梵文、洋蓮寶相花等變體佛教紋樣,八吉祥紋、雜寶紋等常見裝飾紋樣經過長期與漢地紋樣的結合,宗教色彩 進一步弱化,漢地吉祥紋樣也成為其主要裝飾紋樣。
所見清代最早的僧帽壺為康熙年間的仿宣德霽紅釉僧帽壺。霽紅釉為仿宣德紅釉的品種,這件僧帽壺瓷器造型與宣德紅釉僧帽壺相似,但稍顯古拙、凝重。此外,還見 有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雍正影青僧帽壺(圖九)、清雍正白釉僧帽壺等。影青釉,宋元時已有燒造,明永樂時影青為上乘,釉色淡雅,釉麵玻璃質強。這件影青僧 帽壺僧帽較康熙時高,腹部沉穩,質樸中顯典雅。另外,曾為清宮舊藏的清雍正白釉僧帽壺,其形製較為特別,此壺除鼓腹、圈足、帶珠狀紐蓋、與前代不同的是其 圓柄、流短且置於壺腹上、僧帽狀壺口較高並取代壺頸,形製小巧雋秀,顯示了獨特的時代審美趣味。
清乾隆時期製瓷業創造性的發展使得當時的瓷器在數量及質量上都達到了曆史頂峰,且品類繁盛、裝飾多樣、工藝精巧、造型精美。美國大都會藝術館藏一件清乾隆釉 裏紅番蓮紋僧帽壺,這件番蓮紋僧帽壺與上述明代僧帽壺除了在材質上不同外,其番蓮紋更小、更細密,布滿整個壺身,肩部繪如意雲頭紋,腹足繞一周變形蓮瓣 紋,圈足繪回字紋,且最大壺腹位於壺腹中間,而非明代的上大下小,形體有些類似元代僧帽壺的造型,古樸中見富麗。故宮博物館藏也藏有兩件乾隆時期的僧帽壺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紋僧帽壺(圖十)、清乾隆鬥彩草龍穿花僧帽壺。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紋僧帽壺的造型、紋飾仿明永樂時期,其勁部與器蓋繪纏枝花,腹部以 折枝石榴、佛手、桃為主體紋飾。三果紋為漢地常用吉祥紋樣,多為石榴與佛手、壽桃結合的紋樣,又稱為三多紋,《莊子.外篇.天 地》中說到:堯觀於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壽,使聖人福,使聖人多男子。”其後,民間取佛手柑的福字諧音,寓意佛手為“福”,諧意多壽桃為“壽”,多 子石榴為“多男子”,因此佛手、桃、石榴被稱為“福壽三多”,表現福壽多子的美好願望,後也被表現在繪畫裝飾中,也是明清時期瓷器中的流行裝飾圖案。但三 果紋鮮見於僧帽壺裝飾中。這件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紋僧帽壺,說明了瓷器紋樣對藏傳佛教文化與內地吉祥紋樣的融合,符合了藏傳佛教文化影響下的清朝統治者的審 美趣味。清乾隆鬥彩草龍穿花僧帽壺,與同時期其它僧帽壺相比,其僧帽狀壺口邊沿變矮,流長變短,流口微微上揚,口徑變短且遠小於腹徑,繼承了明代僧帽壺上 大下小的基本樣式,纏枝花與草龍紋施繪於整個器物,線條勁煉爽快,表現了乾隆時期瓷器造型與裝飾的活潑及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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